前几天回日本,参加了有关日中关系的讨论。日本有识之士习惯于拿出“国民感情”的良好与恶劣来评估日中关系。许多学者现场问我“加藤君,中国百姓对日本持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不明白的是,他们究竟靠什么途径表达情绪的?”
这个问题提得不错。我回答说“许多日本认为中国百姓彻底沉默,言论被当局压制,没有表达个人意见的空间。这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快速取得网络这一新的话语权”。门户网站的论坛、互动社区、校内网、微博…因特网早就成为我了解中国舆论的必经之道。老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在那里。我向祖国前辈们反复强调,“了解中国,必须上网”。
有人站起来反驳说,“说‘话语权’太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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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国学前教育的资源稀缺和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北京,包括80后在内的中国朋友经常向我抱怨,送孩子入幼儿园特别困难,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报名,排队一两年才能确保孩子进到“勉强能接受”的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尤其是好的公办幼儿园自不必说,没有特殊关系和渠道,根本不可能把孩子送入园。就算民办幼儿园,门槛也挺高,学费相当贵。前几天,我与北京的资深幼儿教育人士深聊,了解到北京民办幼儿园的月学费至少1000元,而且几乎没有上限,2000、3000、5000……入园时还需要交至少一万元赞助费。我问,“月薪加起来一万元的夫妻敢为孩子...
我是日本“农三代”,在伊豆半岛的小农村出生,从三岁开始跟着爷爷和爸爸种地,没玩过电子游戏。周围都是竹山,从天亮到天黑,我一直在太阳下面活动着,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离开农村十多年,回过头看,日本农民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过着安宁、平和的日子。
当然越是农村,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越欠发达,这是世界共通的现象,不是特殊的问题。我家乡只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和几条公交线路,没有轻轨,更没有地铁。道路倒是基本健全,不管是一般道路还是农道,去哪里都有路,不会徒步翻山。
正因如此,日本每个农民家庭里至少有一辆车,把农业专用的车加起来超过3辆相当普遍,公共交通不发达嘛,只能开车。在东京等大城市里,开车的人...
进入正题前,我要表明一个态度。在我看来,90后也好,80后也罢,其概念的本质与大家很熟悉的左派、右派、走资派、海龟派、保守派、改良派等种种归类没有任何差别。我对此话题的观点毫无动摇:中国正在进入新的阶级分化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的。
哪儿来的怪象?显而易见,无非是当代中国转型的高紧张压力和在网络上获得了新话语权的当代中国公民超强的想象力之间,不断拉大的落差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善于把压力变成想象力,从中蹦出“雷人”的网络语言、玩弄概念。
由于日本社会不存在把80后和90后等归类的习惯,所以,让我这个被标签的80后说90后,说实话,有些困惑。日本只有“年轻人”的说法,社会和大人把它称为“若者(Wakamono)...
上期我的专栏少有地推出了一篇软性文章“我是日本的韩寒?”。7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我出版了新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为由,做了一期题为《日版“韩寒郭敬明”》的封面报道。之前,我以书面形式认真回答了该报文化部记者武云溥提出来的好问题。可惜,由于版面有限等原因,最后采用的文字不到我的答案的三分之一。那些文字都与我作为“纯日本人”的旅程以及旅程目的地——中国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我愿意把这次答问的所有内容都公布在我在FT中文网开设的专栏《第三眼》中,这期是上期的延续:
加藤:我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一,成长期;二,充电期;三,集大成。按我直觉和灵感,第一阶段即将结束,《伊豆》这本书可称为我人生...
最近,FT中文网的不少读者给我发邮件反馈说:“加藤,你怎么开始写政治了?我更喜欢你的软性话题的评论”。这可能是因为最近两个月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文章连续谈到了新疆问题和朝鲜问题的缘故吧。接下来的两期专栏文章,我想稍微轻松一下,谈点儿“软性话题”。
7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我出版了新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为由,做了一期题为《日版“韩寒郭敬明”》的封面报道,并把我形容为“日本韩寒”。对此,我不做任何表态,也没有任何立场。媒体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我以书面形式,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老朋友、《新京报》文化部记者武云溥提出来的好问题。可惜,由于版面有限等原因,该报最后采用的文字不到我的答案的三分...
我不移民,绝对不移民。
我也对最近中国公民,尤其著名影星从给自己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减少人生障碍的角度纷纷移民这一现状表达一下质疑。
比如,一个影星移民到海外,成为外国公民,“祖国”从政治建设的角度拍摄《建国大业》时说,“我回到祖国了”,还说什么“祖国同胞”类的话。抱歉,我听不懂。您的祖国只有一个,您已经移民到海外了,中国不是您的祖国。对于这样彻底陷入功利主义,利用名气欺骗人民,从中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巨大市场,迎合13亿大众的明星们之言行,中国普通的,无法移民的老百姓也实在太宽容了吧。在我看来,功利移民的影星们有问题,对此一点都不表达质疑和愤怒,还从追星的角度欣然接受“祖国同胞”的犬儒...
笔者始终对“大国”一词抱着好奇和怀疑的双重态度,原因在于它的模糊性。每当听到“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大国”等说法,一方面感到很有“大”气,另一方面又觉得是否说得过于简单化,与内在的真实存在一定的距离。
不过,对于“弱国心态”,笔者倒是有比较明确的看法,它主要表现在看待他国的心态上。这里,我们不妨对“弱国心态”下一个定义:一个主权国家的国民观察到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国民的劣势、缺点、短处等时,感到高兴、舒服、愉快,并陷入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膨胀的状态。比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始终未能摆脱“弱国心态”,无论中国和日本是否正在各自追求...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描写了我从家乡伊豆走到第二故乡北京的旅程,有过苦,有过乐。6月26日下午在王府井书店举办了首发式,人生规划大师徐小平、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少女作家蒋方舟也出席做嘉宾。除了这三位外,白岩松、胡一虎、何亮亮三位资深媒体人以及《中国不高兴》作者宋强撰文推荐我小书。如此重要的社会人士都支持“我的奋斗”,让这个来华7年的老外格外感动。
这是我第四本书,曾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日本走向何方》(译著)和《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专著)。除了图书写作之外,我也作为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以每天一篇和两天一...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成长史叫《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描写了自己这个“伊豆的少年”走到第二故乡北京的生活经历。我度过了黑暗的少年时代,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到达了北京首都机场,从零开始在华生活。我跟大家一样,浮躁而迷茫,盲目而困惑,这既是我们在北京这一大城市“蜗居”的必要成本,也是所有年轻人务必面临的必然命运。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高考结束,学生们开始填报志愿,或者选择出国留学。听出版社的编辑说,收到不少青年学生的热捧。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我曾于2004年至2008年之间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当过外教,教过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的聪明才智始终让我感到惭愧,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在这个过程中...
以下文章6月30日晚上日本队被巴拉圭队打败之后的半夜,本人有意带着一种自然状态写的,是一种情绪化的状态。我没有对自己情绪和悲伤进行抗议,顺其自然形成了文字,因此失去了自由和理性,但那一刻,我宁愿接受这一现实。这种失控,对于一位作者,偶尔也需要。刚看完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日本队VS巴拉圭。两队在120分钟内的发挥都差不多,都充分踢出了实力,也表现出了毅力。经过加时赛,比赛进入了本届世界杯首次点球决胜。
在世界杯这一能够让每个国民意识到“我是日本人”的时刻,日本人经常强调“除了11个队员之外,还有第12个球员,就是我们群众”。是的,在北京的我也把自己当成了第12个球员,感受了一下点球决战带来的紧张和不安...
前天晚上日本队在南美强队巴拉圭面前充满失落和遗憾。不过,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对祖国代表们所发挥的毅力和斗气感到自豪。坚信,“惜败”必将使得日本人变得更加顽强。
恐怕与日本队表现得相对良好有关,这几天我接到了许多中国记者的电话。他们要从我嘴巴上了解在日本国内足球普及和青少年踢球的状况。我是来自日本静冈县,静冈位于日本中部,东京以西南,有个著名的富士山和伊豆半岛。静冈在日本可称为“足球之乡”,曾培养出了不少国家队球星,包括三浦和良、中山雅史、川口能活等。
我们从小就享受着相当宽松的踢球环境。静冈的孩子们都很热爱足球,早上上学前,中午休息间,傍晚放学后,都由全班同学一起踢球,体格、水平、...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和长期观察中国民族问题,曾经走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白鹤鸣深入讨论了新疆陷入困局的深层次原因。今天是“新疆新政可期”三部曲的最后一次,希望能够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途径。
加藤:上次我提到,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全国化”趋势,并且这一步骤比“经济全球化”更加快速而深入。资金和资源可以随意流动,省区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世代生活在中国边疆的维吾尔族人,哪怕是做一些传统的小生意,也要面对东方几亿人的竞争。这种不利的局面不仅让维族人成为了弱势群体,也威胁到新疆乃至于全中国的社会稳定。那么维族的出路在哪里呢?
白:如果维族的就业情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他们的弱势将永远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