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开了个坏头

　　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距今差不多3000年了，真是一个很遥远的年月。    这一年五月，地处中原、国君为周室姬氏之后的郑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春秋》只用一句话记载：“郑伯（伯在五等之爵排第三，此郑伯为郑庄公）克段于鄢。”《春秋》多微言大义，用词非常精到。段叔是郑庄公一母所生的弟弟，兄弟之间用了敌国交战的“克”，孔子的态度可想而知。  　　《左传》把这个故事就说得非常详细而精彩，多数中国人在中学课本里学过。故事的梗概是：两兄弟的母亲姜氏从申国（申为周室开国元勋姜太公祖先的封国，乃伯夷之后裔，位于今天河南南阳，后被楚国所灭）嫁给郑武公以后，第一胎生庄公时难产，差点要了妈妈的命，因此姜氏一直不喜欢这个大儿子，生了老二共叔段以后，便把全部的宠爱给了小儿子------即使没有难产，母亲爱幺儿似乎也是中国人的正常现象。  　　可不管母亲怎么爱小儿子，怎么给老公吹枕头风想将共叔段立为继承人，但他们的爸爸武公脑袋很清楚，不敢破坏嫡长继承的礼法制度，老爸死后，庄公顺利接了班。  　　按理说，此时输赢已定，但姜氏和段还不甘心。作为太后的姜氏先要求庄公把易守难攻的制地给小儿子，庄公不许，给京地作为弟弟的封邑，段在此地整军备战，又怂恿郑国北部和西部边境的两块地方背叛国君，投靠自己。最后终于叛乱，被准备已久的庄公在鄢地打败，段流亡国外。庄公迁怒于母亲姜氏，将她放逐到城颖，发了一句后世非常有名的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臣子颖考叔知道国君母子失和后，特意来巧妙地劝谏庄公，庄公留他吃饭，他把肉留起来准备带给母亲吃。引出庄公得感慨，说你能给母亲带肉回家，而我不能。于是对颖考叔诉说自己的家务事。颖考叔出了个主意，既然君无戏言，那么挖个隧道，让母子俩在隧道里面相见，岂不是没有违背誓言么？于是，庄公照此行事，母子和好。  　　这个故事有一个光明而温情的尾巴，但并不能改变整个事件残忍、冷血的基调。中国是政治早熟的国家，政治早熟有利有弊，其弊端是中国人过早地学会玩权谋，厚黑之术数千年来都是门显学，许多人把聪明才智用在琢磨如何与人争夺。中国人又是一个靠礼法维系社会秩序达数千年的民族，礼法重辨亲疏尊卑，讲三纲五常，提倡孝悌这类维护人伦亲情的价值观。可是，从“郑伯克段于鄢”中，我们看到的母子、手足之情竟然是如此的冷酷，可以说，在权力这个最大利益面前，亲情这个温柔的面纱被塞撕得粉碎。《左传》在解读这六个字时说：“如两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孔子委婉地指责郑庄公没有管好弟弟。  　　本来嘛，等到庄公即位后，有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哪怕以前母亲如何偏心，弟弟如何觊觎大位，现在他完全可以管束好弟弟，避免手相残、母子反目的家庭悲剧。可是他干什么了？他在玩“阳谋”！当弟弟在做造反准备工作时，大臣提醒他，他不去制止，而是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成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任凭弟弟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让他充分暴露，最后去收拾他。你看他听到段叔反了后的那句话：“可矣。”-----多年来他就等这句话，如此收拾弟弟也占据道义高地。对弟弟玩这样的权谋，让人心惊。  　　等到放逐了母亲，扔下一句狠话后，他又后悔了。这个后悔并非出自亲情，仍然出自利益。现在他完胜了，执政的最大威胁解除了，再落一个不孝敬母亲的骂名，那就太不值得了。现在，他需要光辉形象，可“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狠话对国君光辉形象杀伤力太大了。此时，就需要乖巧的大臣来解君王之忧了。颖考叔还不能明明白白去说君王的家务事，这让领导多难堪呀。而巧妙地引出国君自己倒苦水，那么就等于把主动权始终让给国君。如何给领导提建议，颖考叔也给后世人上了一课。  　　后来类似郑庄公的故事还很多，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哥哥和弟弟取得皇位，比郑伯克段叔还要残酷。清代咸丰帝十岁时，亲母去世，由康慈皇贵太妃带大，和康慈皇贵太妃亲生的儿子恭王一起长大，非常友爱。等咸丰即位后，太妃病了，皇帝去探望，侧卧的太妃以为亲生是恭王，说了句：“你怎么还在这里？我所有能给你的都给你了！他（指咸丰帝）的性情不定，不要生了嫌疑了。”-----因为恭王探望母亲刚走。因此，引起咸丰帝的嫉恨，太妃死后，在其丧葬礼仪上加以减杀。  　　郑庄公和母亲、弟弟之间的争斗，我以为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很让人痛心的一个特点：礼法人伦秩序和丛林规则混合在一起。一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比如孝悌之义，在利益冲击下很容易面目全非。